一貫道盤萬八年

【司馬穣苴】

生卒年不詳，春秋末期齊國人。原來姓田，名穣苴，曾領兵戰勝晉、燕，被齊景公封為掌管軍事的大司馬，後人尊稱為「司馬穣苴」。是我國早期的著名軍事家、軍事理論家。司馬穣苴是田完的後代。司馬穣苴所在的齊國，是太公呂尚的封國，後來又滅掉了萊國，土地擴至千里，西元前六八五年至六四三年齊桓公在位時，國力強盛，曾經第一個成為中原霸主。齊桓公死後，齊國內部矛盾加劇，國力稍減，失去了霸主地位。

齊景公時〈西元前五四七年至前四九零年〉，晉國於西元前五三一年派軍侵入齊國的阿〈今山東省西部東阿縣〉、甄〈今山東省甄城縣的濟陰〉地區，燕國軍隊也同時乘隙攻入齊國河上〈故黃河南岸地區〉之地，齊國守軍屢屢敗退。軍事上的失利，使齊景公深為憂慮。為了扭轉敗局，急需選拔和任用智勇雙全的將領。當時擔任相國的晏嬰，向齊景公推薦了司馬穣苴。晏嬰說：「穣苴係田氏遠族子孫，其人很有才能，長於謀劃，且熟知兵法，文能服眾，武能威敵，如以他為將，必能改變目前的形勢。」齊景公聽了晏嬰的介紹，立即召見司馬穣苴，請他談了有關治軍、用兵的方略和法則。

司馬穣苴在軍事上的傑出見解，贏得了齊景公的讚賞，遂拜他為大將，命他率軍抵禦晉國和燕國的軍隊，穣苴說：「我的身份一貫卑賤，你把我從鄉里中提拔起來，位在大夫們之上，士卒還不擁護，百姓還不信任，人微權輕。我想請你選派一個親近的大臣，又在全國享有威信的人做我的監軍，這樣才好！」景公允許了，就派自己的親信大夫莊賈去擔任監軍。司馬穣苴整軍之後，齊軍面貌立刻改觀，成了紀律嚴明，軍容整肅，令行禁止，悉聽約束的能戰之師。然後，他立即率師出發，奔赴前線。在軍旅中，他對士卒們的休息、宿營、掘井、修灶、飲食、疾病、醫藥，都親自過問和安撫，把供給將軍的全部費用和糧食，都用以犒賞士卒，自己與士卒吃一樣的伙食。對體弱士卒特別親近。很快就取得了將士們的信任。三天後部署調整軍隊時，病兵都要求同行，士卒都爭著奮勇參戰。晉軍得知這個消息，就撤兵走了。燕軍得知這個消息，也回渡黃河而取消了攻齊計畫。司馬穣苴率齊軍乘勢追擊，殲滅部分敵軍，全部收復了已失去的齊國城邑和土地。然後率兵回來。未到國都就解散軍隊，廢除軍令，誓盟之後進入城邑。

齊景公和諸大夫都到城郊迎接，舉行慰勞部隊的儀式後回到住所。隨後接見穣苴，提升為掌管全國軍事的大司馬。田氏家族在齊國也日益受到尊敬。以後，齊國大夫鮑氏、高子、國子之輩陷害穣苴，在齊景公那裏進讒言，景公罷了穣苴的官，穣苴離職後一心撰寫兵書戰策。不久病發而死。田乞、田豹等由此怨恨高子、國子等。其後田常殺了簡公，盡滅高子、國子的家族。

唐肅宗上元元年〈西元七六零年〉，正是唐王朝舉全國之力平定安史之亂的重要關頭，統治者急切需要在武學兵林中樹立一尊最高偶像來振奮民眾的精神，鼓舞軍隊的士氣。於是，兵學鼻祖姜太公便被推上「武聖人」的寶座，「追諡太公望為武成王」，地位與「文宣王」孔子相頡頏。同時，朝廷又從歷代名將中遴選出「十哲」，進入「武成王」廟中配享。春秋後期齊國著名軍事理論家司馬穣苴榮幸地入選「十哲」之列，成為與白起、韓信、諸葛亮、孫武、吳起等兵家風雲人物齊名的「亞聖」。司馬穣苴的入選並非事出偶然，浪得虛名，實因其卓越的兵學造詣而備受後人推崇。當年，他曾以治軍的高明和率師逼退燕、晉聯軍而聞名天下，更以撰寫著名兵書《司馬法》一書而惠澤後世，齊國名相晏嬰盛讚其「文能附眾，武能威敵。」

真正使司馬穣苴進入一流兵學家行列的，並不是他執法如山、立斬違犯軍紀的監軍大臣莊賈的壯舉，也不是他用兵如神，迫使來犯敵師望風而逃的手筆，單憑這些，並不具備在「武成王」廟做陪祭的資格。司馬穣苴之所以英名彰顯，傲領風騷，根本原因在於他整理總結了古司馬兵法，即所謂「自古王者皆有司馬法，穣苴能申明之」（《史記•太史公自序》），並在此基礎上構建起自己新的兵學體系，「號曰《司馬穣苴兵法》」。這部兵法，代有傳播，到了北宋神宗元豐年間，更被列為武經七書之一，頒行于當時的武學，成為將校必讀之書。

如果說，《孫子兵法》所體現的是「狹義的軍事藝術」，即論述的重心是用兵之法；那麼司馬穣苴的《司馬法》所反映的就是「廣義的軍事藝術」，即討論的命題涉及到軍事學的各個方面，包括軍賦制度、軍隊編制、軍事裝備保障、指揮聯絡方式、陣法與壘法、軍隊禮儀與獎懲措施等等，帶有明顯的條令條例與操典的性質，為軍隊建設與戰爭實施的規則。二者可以形成互補，無《孫子兵法》的精妙用兵藝術，打仗便失去了種種懸念，層層變數；無《司馬法》的規整用兵法則，打仗便沒有了一定之規和最後底線，也就不能「以禮為固，以仁為勝」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司馬穣苴的兵學理論與孫子的兵學思想相比，是毫不遜色、各有千秋的。這正是司馬遷之所以欣賞《司馬法》，稱道其書「閎廓深遠，雖三代征伐，未能竟其義，如其文也」（《史記•司馬穣苴列傳》）的緣由。

司馬穣苴的兵學體系博大精深，而有關治軍的理論闡述，則是其整個學說中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它的最大特色是提出了治軍的規律，這就是強調「國容不入軍，軍容不入國」（《司馬法•天子之義》）。其根本宗旨，是要區分治軍與治國的不同，要清醒地認識到兩者雖都沾著一個「治」字，但彼此的差異性卻是客觀存在，千萬不可任意混淆趨同。在司馬穣苴的眼中，國家、朝廷的那一套禮儀規章萬萬不能搬用於軍隊。同樣的道理，軍隊的法令條例也不能移作治國的工具。兩者各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：「在國言文而語溫，在朝恭以遜……在軍抗而立，在行遂以果，介者不釋，兵車不式」。如果哪位統治者心血來潮，混同兩者的區別，必定會既在治國上捅漏子，又在治軍上摔跟頭，「軍容入國則民德廢，國容入軍則民德弱」。也就是說，如果把軍隊的管理方法應用於國家、朝廷，民眾就會變得暴戾剛狠，溫情脈脈的禮讓風氣就會廢弛；反之，倘若將國家、朝廷的禮儀規章貫徹于軍隊，軍人就會變成一群溫馴的綿羊，尚武勇邁的精神就會被削弱乃至消失。

司馬穣苴的這一觀點完全符合軍隊建設與管理的規律與特點，因此受到後人的高度重視。西漢時期的名將周亞夫整肅軍容，嚴明軍紀，以致細柳營軍門擋住漢文帝的車駕，就是借鑒「國容不入軍」的思想、並運用於治軍實踐的顯著事例。「國容不入軍，軍容不入國」，語言雖然樸素平白，但其中卻蘊含著深刻的哲理。司馬穣苴道出的不僅是治軍的基本要領，更是樸素辯證法的精髓。用今天的哲學語言來表述，便是不同質的矛盾必須用不同的方法來解決。任何方法，任何手段，是否真正管用，關鍵在於它是否具有針對性，是否具有適用性。歷史上，違背司馬穣苴區分「國容」與「軍容」的忠告，不分場合，不分條件，不分物件，用一個模式對待和處理複雜的事物，結果導致破綻百出，甚至全盤皆輸的，可謂司空見慣，不勝枚舉。如當年諸葛亮起用馬謖心切，揠苗助長，將本是優秀參謀之材的馬謖擺放到北伐前敵總指揮的位置上，混淆了參襄軍務與獨當一面的本質區別。結果呢，「置將不慎，一敗塗地」，首次北伐中途夭折暫且不說，也害得本來可以成為優秀輔弼之才的馬謖身敗名裂，抱憾終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