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貫道盤萬八年

﹝國語﹞

《國語》全書共二十一卷，分別記述了西周末年至春秋末年〈約前九六七至四五三年〉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的事，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歷史文獻。《山東通史•先秦卷•左傳》載：《國語》一書主要記錄了自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周、魯、齊、晉、鄭、楚、吳、越八國部分君臣謀議得失的對話。包括各國貴族間朝聘、宴饗、諷諫、辯說、應對之辭以及部分歷史事件與傳說。《國語》和《左傳》以不同形式記錄了大體同時期的史事。相互之間有詳略同異，二者有不少可以互相參證的地方。所以後來的學者有稱《左傳》為《春秋》內傳，《國語》為《春秋》外傳。西元前四五二年前後，左丘明因病逝世。

關於國語的作者是誰，自古至今學界多有爭論，現在還沒有形成定論。司馬遷最早提到國語的作者是左丘明（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），其後班固、李昂等都認為是左丘明所著，還把國語稱為《春秋外傳》或《左氏外傳》。但是在晉朝以後，許多學者都懷疑國語不是左丘明所著。直到現在，學界仍然爭論不休，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，但是缺少確鑿的證據。普遍看法是，國語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歷史的人，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，經過整理加工彙編而成。國語按照一定順序分國排列，在內容上偏重於記述歷史人物的言論。這是國語體例上最大的特點。

最早提出《國語》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。他在《報任安書》中說：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。」此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《漢書‧藝文志》中也記載：「《國語》二十一篇，左丘明著。」按照他們的說法，左丘明為《春秋》作傳後，不幸失明，但他：「雅思未盡……稽其逸文，纂其別說……。」根據作傳所剩下的材料，又編輯了一本書，即《國語》。然而，漢以後很多學者對左丘明著《國語》一事產生質疑。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，他在《左傳‧哀十三年‧正義》引中言：「《國語》非左丘明所作。凡有共統一事而二文不同，必《國語》虛而《左傳》實。其言相反，不可強合也。」

從此，宋人劉世安、呂大光、朱熹，直至清人尤侗、皮錫瑞等，也都對左丘明著《國語》存有疑問。即使到今天，這個問題仍是文學界討論的熱點話題。雖然一直有人否認左丘明非《國語》作者，但拿不出有力的證據。在眾多爭論中，有一種觀點普遍得到學者認同，即《國語》是由各國史料彙編而成，並非出自一人、一時、一地。它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，後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，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纂成書。《國語》的作者究竟是誰有待進一步考證，但是《國語》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。《國語》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別史體例，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，陳壽的《三國志》、崔鴻的《十六國春秋》、吳任臣的《十國春秋》，都是《國語》體例的發展。另外，其縝密、生動、精煉、真切的筆法，對後世進行文學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。

從史學和文學成就看，《國語》不如《左傳》。但《國語》也有較為明顯的藝術特色，這就是：一、長於記言，二、有虛構故事情節。雖然在語言上較為質樸，但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，應該說比《左傳》前進了一步。例如，《晉語》所記驪姬深夜向晉獻公哭訴進讒的事，早在秦漢之際就被人懷疑。《孔叢子•答問》記陳涉讀《國語》至此處，向博士問道：「人之夫婦，夜處幽室之中，莫能知其私焉，雖黔首猶然，況國君乎？余以是知其不信，乃好事者為之詞。」雖然博士曲為《國語》迴護，硬說宮廷之中有女性的內史旁聽記錄，這是不能說服人的。唐人柳宗元曾寫《非國語》一文，他說：「嘗讀《國語》，病其文勝而言龐，好詭以反倫。」並說《國語》：「務富文采，不顧事實，而益之以誣怪，張之以闊誕。」其實，柳宗元列舉的非難之詞，從文學的角度看，正是對《國語》應該肯定、讚美之處。

我們看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取得暫時和平之後，如何忍辱負重，蓄積力量，準備復國，作品寫得何等生動傳神：勾踐說於國人曰：「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，而又與大國執仇，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，此則寡人之罪也。寡人請更！……於是葬死者、問傷者、養生者、吊有憂、賀有喜、送往者、迎來者，去民之所惡，補民之不足。然後卑事夫差，宦士三百人于吳，其身親為夫差前馬。勾踐之地，南至於句無，北至於御兒，東至於鄞，西至於姑蔑，廣運百里。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，曰：「寡人聞古之賢君，四方之民歸之，若水之歸下也。今寡人不能，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。……令壯者無取老婦，令老者無取壯妻；女子十七不嫁，其父母有罪；丈夫二十不娶，其父母有罪。將免（娩）者以告，公毉守之。生文夫，二壺酒，一犬；生女子，二壺酒，一豚；生三人，公與之母；生二人，公與之餼；當室者死，三年釋其政；支子死，三月釋其政；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。令孤子、寡婦、疾疹、貧病者，納官其子。其達士，絜其居，美其服，飽其食，而摩厲之於義。四方之士來者，必廟禮之。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。國之孺子之游者，無不也，無不歠也，必問其名。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，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。十年不收于國，民俱有三年之食。」國之父兄請曰：「昔者夫差恥吾君于諸侯之國；今越國亦節矣，請報之！」勾踐辭曰：「昔者之戰也，非二三子之罪也，寡人之罪也。如寡人者，安與知恥？請姑無庸戰。」父兄又請曰：「越四封之內，親吾君也，猶父母也。子而思報父母之仇，臣而思報君之仇，其有敢不盡力者乎？請復戰。」這種「十年生聚」的情景描寫得何等生動、深刻。重民如此，焉有不勝之理！

《國語》的思想比較駁雜，它重在記實，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隨所記之人，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，如《魯語》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﹔《齊語》記管仲語則談霸術﹔《越語》寫范蠡尚陰柔、持盈定傾、功成身退，帶有道家色彩。《國語》與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不同，作者不加「君子曰」或「太史公曰」一類評語。所以作者的主張並不明顯，比較客觀。《國語》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。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。雖然《國語》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，遇事求神問卜，但在神與人的關係上，已是人神並重，由對天命的崇拜，轉向對人事的重視。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，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。如《魯語上》魯太史里革評晉人弑其君厲公時，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，咎由自取，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。又如《周語上》邵公諫厲王弭謗中，邵公主張治民應「宣之使言」，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，政治的得失，國君只有體察民情，行民之所善，去民之所惡，增加人民的財富衣食，國家才能長治久安。

就文學價值說﹐《國語》雖不及《左傳》﹐但比《尚書》、《春秋》等歷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，具體表現為：作者比較善於選擇歷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，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。如《周語》「召公諫弭謗」一節，通過召公之口，闡明了「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」的著名論題。《國語》在敍事方面，亦時有縝密、生動之筆。如《晉語》記優施唆使驪姬讒害申生，《吳語》和《越語》記載吳越兩國鬥爭始末，多為《左傳》所不載，文章波瀾起伏，為歷代傳誦之名篇。又《晉語》記董叔將娶于范氏，似絕妙的諷刺小品。所載朝聘、饗宴、辯詰、應對之辭。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、真切。由於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，《國語》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，誠如崔述所說：「周魯多平衍，晉楚多尖穎，吳越多恣放。」國語在內容上有很強的倫理傾向，弘揚德的精神，尊崇禮的規範，認為「禮」是治國之本。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。國語的政治觀比較進步，反對專制和腐敗，重視民意，重視人才，具有濃重的民本思想。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、財政、軍事、兵法、外交、教育、法律、婚姻等各種內容，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非常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