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董】
﹝董仲舒﹞◎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〈詩仙李白〉
……（公元前一七九年至一零四年）西漢思想家、哲學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。漢廣川郡〈今河北景縣廣川鎮大董古莊〉人。漢武帝元光元年（前一三四年）任江都易王劉非國相十年；元朔四年（前一二五年），任膠西王劉端國相，四年後辭職回家。此後，居家著書，朝廷每有大議，令使者及廷尉就其家而問之，仍受武帝尊重。董仲舒以《公羊春秋》為依據，將周代以來的宗教天道觀和陰陽、五行學說結合起來，吸收法家、道家、陰陽家思想，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，成為漢代的官方統治哲學，對當時社會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學、政治、社會、歷史問題，給予了較為系統的回答。公元前一三四年，漢武帝下詔徵求治國方略。儒生董仲舒在著名的《舉賢良對策》中系統地提出了「天人感應」、「大一統」學說和「罷黜百家，表彰六經」的主張。董仲舒認為，「道之大原出於天」，自然、人事都受制於天命，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。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，為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的貢獻。
董仲舒一生經歷了文景之治，漢武盛世，這是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，政治穩定，經濟繁榮，國力空前強盛，人民安居樂業。在思想文化方面，漢初社會也是寬舒自如的。孝惠帝除「挾書之律」，置寫書之官；武帝時又廣開獻書之路，很多因秦始皇焚書坑儒而秘藏起來的儒家典籍，紛紛再現於世間；很多退避於草野的儒學之士，也漸漸走出了山林。民安于太平，士樂於學業，於是講學通經之士，再聚徒眾，復興儒業，儒學陣營，陡然大具。經師們為了經世致用，取悅當道，解經說義，繪聲繪色。家有家風，師有師法，形形色色，粲然明備。董仲舒，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安定，學術自由的背景下，走上仕學之路。董仲舒的老家廣川，東南兩面，鄰近齊魯，北靠燕代，西界三晉。自古齊魯多儒生，燕代出方士，三晉產法家，仲舒自幼便在多種文化薰陶中成長，與其將來形成多內涵的思想體系不無關係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西漢初年，傳習五經的碩儒共有八人：傳《詩》，于魯（今山東西部）有申培公，于齊（山東東部）為轅固生，于燕（今北京）則韓太傅（嬰）；傳《書》，為濟南伏生；傳《禮》，則魯之高堂生；傳《易》，則淄川劉歆（移太常博士書》），而數人才能合治一部《詩經》。與那些專家之才相比，董仲舒可謂鶴立雞群，形若天淵，無慚「通才」、「鴻儒」之喻。
五經之中，董仲舒最擅長的是《春秋》公羊學。《春秋》本是孔子依據《魯史》修撰的一部政治史。據說孔子晚年見道之不行，於是以著作史書褒貶歷史的方法來寄託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倫理觀念。為了避免政治迫害，孔子在屬辭比事上常常使用隱晦的語言，其微言大義，只口授給弟子，並不筆之於書。孔子死後，弟子各以所聞，輾轉傳授，於是逐漸形成不同的《春秋》師說。漢代流行有五家：即公羊春秋、穀梁春秋、左氏春秋、鄒氏、夾氏等。其中鄒氏無師傳，夾氏未有書，左氏藏于秘府，只有公羊、穀梁二傳，文美義富，最先流行開來，而公羊傳的大弘於世，則端賴董仲舒和胡毋生〈史記作「胡毋生」；漢書作「胡母生」〉的首倡。胡母生，字子都，齊人，年齡比董仲舒稍長。是漢代最早傳公羊學的大師之一，也是首先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的人。戴宏序述公羊春秋傳授順序說：「子夏傳予公羊高，高傳予其子平，平傳予其子地，地傳予其子敢，敢傳子其子壽。至景帝時，壽及其弟子齊人胡母子都，著於竹帛。」胡母生既是公羊春秋的嫡系正傳，也是協助公羊壽將公羊師說著之竹帛，結束其沒有文本，口耳相傳歷史的人。公羊學於此有案可稽，有章可依，學說更加定型。同時，由於公羊有經本流傳，也有利於學說的傳揚。此外，胡母生還歸納公羊義例，著有《公羊條例》一書，使公羊學說條理化，以便學者提綱挈領，掌握要點。
東漢末何休作《公羊解訪》，就曾「依胡母生《條例》，多得其正」。胡母生還親自傳學，擴大了公羊學的傳授面。他景帝時為博士，與董仲舒同列。年老，復歸教于齊，「齊之言《春秋》者多受胡母生」，武帝時的大丞相公孫弘就曾得其師傳。董仲舒對他也十分敬重，《漢書》說：「〈胡母生〉與董仲舒同業，仲舒著書稱其德。」有曰：「胡母子都，賤為布衣，貧為鄙夫。然而樂義好禮，正行至死。故天下尊其身，而俗慕其聲。甚可榮也！」據《史記》言：「《春秋》于齊魯自胡毋生，于趙自董仲舒。」胡董二人同時並治，並無施受關係。司馬遷《儒林列傳》，先仲舒而次子都。倘仲舒曾師事子都，司馬遷何容疏忽至此！又褚大諸人，《史記》明言「仲舒弟子送者：蘭陵褚大，廣川殷忠（漢書作『段仲』），溫呂步舒。」並非胡毋生弟子。
故陸德明《釋文序錄》曰：「漢興，齊人胡毋生，趙人董仲舒，並治《公羊春秋》。蘭陵褚大，東平嬴公，廣州段仲，溫呂步舒，皆仲舒弟子。」言之鑿鑿，不容混淆。唐晏《兩漢三國學案》仍將「而董生」以下抄入胡毋傳中，蓋沿襲舊文，但又于董傳按曰：「胡毋生、派止傳公孫弘一人，故弘居朝專與董生立異，正以流別不同耳。」則已知胡董之非師徒矣。《四庫提要•公羊疏提要》考《公羊傳》中有子沈子曰，子司馬子曰，子女子曰，子北宮子曰。又有高子曰，魯子曰，認為「蓋皆傳授之經師，不盡出於公羊子。」然則在公羊氏家學外，因多公羊經師也，董氏何須師事于胡毋氏呢？又《公羊疏》引《孝經說》曰：「子夏傳與公羊氏，五世乃至胡毋生，董仲舒。」可見董生與胡毋生同為子夏六傳弟子。當然，既然公羊壽和胡毋生是首先將《公羊傳》著之竹帛的人，那麼在經傳的文本上，董生或許得益于胡毋子都。至於其他，則不可知。董仲舒與胡毋生同治一經，但各自的貢獻不同。胡毋生筆錄《公羊傳》，並總結公羊例義，使其更加系統。董仲舒則在發揮《公羊傳》微言大義，引經論事，甚至用《春秋》斷獄，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，發明獨多。統言之，二人都是公羊學大家，而且都是漢初傳公羊的始師，但是細分起來，胡毋生限於說經，是學問家，是經師；董仲舒則長於論事，搞實用經學，是鴻儒。司馬遷說：「漢興至於五世之間，唯董仲舒名為明於《春秋》。」正是就其能援經以致用而說。胡董二人對《春秋》公羊學的大明於漢世，都卓有貢獻，因此在景帝年間雙雙被任命為漢廷博士。
博士當時是官職，初見于戰國，秦繼之，始皇有博士七十人，「掌通古今」，學識淵博。但博士們學業各有專精；儒墨名法，甚至方技術士，都濫竽其間。秦始皇焚書坑儒，儒學博士逃難隱居，秦廷的博士成了清一色的神仙方術之士和阿諛奉承之徒。陳涉起義，許多儒生背著孔子的禮器投奔陳王，去尋找出路。孔子的八世孫孔鮒即為陳涉博士，最後還與陳涉一道捐軀，成為歷史上為理想而獻身的名人志士。漢興，儒生又投奔了漢朝，漢亦設博士之官，以安撫之。漢高祖曾起用叔孫通制定朝儀，初嘗儒雅的美味，由於忙於剿滅殘匪，干戈未解，未暇大興儒教。孝惠高后之時，「公卿皆武力功臣」，不容書生分羹。文景之時，名士碩儒頗有為博士者，如《詩》有博士轅固生、韓嬰，《書》有博士張生、歐陽，《春秋》則有胡毋生、董仲舒。《孟子》、《爾雅》、《孝經》亦有博士。但「文帝好刑名」，「景帝不任儒」，「故諸博士具官待問，未有進者」，他們只不過具員領俸，沒一個受到重用。再加之「竇太后又好黃老」，諸博士不僅難以儒業得幸，而且還有觸忌犯諱之虞。竇太后曾問《詩》博士轅固生《老子》之書，轅固生說《老子》是淺俗的「家人之言」，竇太后憤而罵五經為「司空城旦書」（猶言刑徒之書。司空，掌建宮室及築城。始皇焚書，令有藏詩書百家語者，黥為城旦。），並令固生徒鬥野豬，幸而景帝給他一柄利劍，才免於橫死。眾博士看在眼裏，懼在心上，哪裡有暇宏揚儒業，經世先王。有的竟紛紛找藉口辭掉博士之職，逃之夭夭。如轅固外調清河太守，韓嬰出任常山太傅，胡毋生乾脆以年老為由，告老歸家，居教鄉里。
董仲舒在此期間亦韜光養晦，政治上一無建樹。但他並沒有消極適世，他一方面廣招生徒，私相傳授，為漢朝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。《史記》說董仲舒弟子通經學者「以百數」，而且都很出色，褚大為梁相，嬴公為諫大夫，呂步舒為丞相長史，吾丘壽王則官至光祿大夫侍中。大史學家司馬遷也曾師從董仲舒，《史記》中對董仲舒的《春秋》之學多所闡發；也正是受孔子困厄著《春秋》、左丘失明著《左傳》事蹟的鼓舞，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，發憤撰著《史記》這部千古名著。另一方面，董仲舒又謹慎地觀察現實，潛心地研討百家學說，特別是深研漢初以來一直占統治地位的黃老之學。他要構建一個前所未有、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系，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局面，以求積極有為之效。他在待價而沽，應時而出！
公元前一四一年，孝景帝駕崩。景帝是繼文帝之後，又一個奉行黃老清靜無為、與民休息之治，從而實現「文景之治」的君王。史稱景帝時期，倉稟豐實，府庫饒財，移風易俗，黎民淳厚，西漢社會從經濟到治安都達到了農業社會美好的極點。但是，另一方面，由於朝廷的無為放任，諸侯驕恣，豪強坐大，商業地主侵漁擾民，割據勢力業已形成；再加之四夷侵臨，匈奴寇邊。班固論當時形勢曰：「漢興六十餘載，海內義安，府庫充實，而四夷未賓，制度多闕。」在昇平的表面景象下，西漢社會實已潛藏著嚴重的危機。急需有為之君起而進行大刀闊斧改革，制禍患於未發，防斯民於土崩；更進而結束無為之治，乘倉實財饒之運，大興文教，再建武功，在足食足兵基礎上，去迎接儒家理想中禮樂教化的盛世太平。可是，景帝只是一個繼體守文之君，他實現文景之治的最大奧秘只是「無為之治」，在民力凋弊之時讓其自創財富，自食其力。文景之治的到來與其說是文景君臣統治得好，不如說是放鬆統治的好。怎樣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實現大治，文景君臣就無能為力了。這個使命歷史地落到了漢武帝的身上，漢武帝的繼位，給西漢社會帶來了新氣象，也給儒學帶來了復興的希望。十年磨一劍，三載不窺園的董仲舒，正好趕上了這個機會，真是千載一時，三生之幸。
漢武帝劉徹，是景帝的中子，愛好文學，崇尚儒術，雄才大略，朝氣蓬勃。他講文治，修武功，北擊匈奴，南撫百越，西通西域，東郡朝鮮。西漢帝國聲威大振，號稱極盛。他在位時期也是西漢人才最盛的對期。《漢書》稱讚說：「群士慕向，異人並出。儒雅則公孫弘、董仲舒、倪寬；篤行則石建、石慶；質直則汲黯、卜式；推賢則韓安國、鄭當時；定令（制誥）則趙禹、張湯；文章則司馬遷、相如；滑稽則東方朔、枚皋；應對則莊助、朱買臣；歷數則唐都、洛下閎；協律（調製音律）則李延年；運籌則桑弘羊；奉使則張騫、蘇武；將率則衛青、霍去病；受遺（托孤）則霍光、金日磾；其餘不可勝記！」真是人才濟濟，群星燦爛，「漢之得人，于茲為盛。」西漢此時之所以如此群賢畢集，廣得異材，固然與漢武帝本人雄才大略的感召力有關，更是他求賢若渴，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直接效驗。而其選拔人才的有效手段，便是經常性下令郡國及百官公卿舉賢才、薦奇士和下令郡國立學校、修儒學。據《漢書•董仲舒傳》所載，漢武帝「立學校之官，州郡舉茂才（秀才）孝廉，皆自董仲舒發（倡議）之。」可見漢之得人在武帝，武之得人在選舉與儒學，而選舉和儒學的提倡則發自董仲舒。由一個儒者之議影響朝廷的決策，由正確決策導致群士向慕，再由人才群集而迎來西漢帝國的極盛局面。於此，誰還會說儒生無用呢？此乃「無用」之大用、「無用」之妙用。
公元前一四一年，漢武帝即皇帝位，次年改元建元。這位雄心勃勃、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，一改文景時代一切因任自然、因循守舊、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，建元元年新年伊始，即「詔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諸侯相：舉賢良直言極諫之士」。這次應舉者百餘人，莊助為舉首；公孫弘以明於《春秋》中選，為博士；轅固生亦以賢良應徵。其餘學申不害、商鞅、韓非法家之言，操蘇秦、張儀縱橫之說者，一概罷黜，不予錄取。董仲舒是否參加這次對策，史有分歧。董仲舒對策，《漢書•武帝紀》記於六年後的元光元年（前一三四年），《資治通鑒》載于建元元年。《漢書》所記可信。對策說「今臨政願治七十餘年」，從高祖元年（前二零六年）至建元四年（前一三七年）才七十年，若是建元元年對策，不得稱「七十餘」，而至元光元年則為七十四年，可以說「七十餘年」。董仲舒建元初不出對，很可能與當時政局有關，那就是竇太后仍然健在。竇太后是文帝皇后，景帝母親，武帝祖母，她好尚黃老，憎恨儒學，菲薄五經。武帝即位，被尊為太皇太后，建元初年，朝廷大事都得奏請她首肯。此時自然還不是推行儒學的時候。事實上，儒學剛一抬頭便遭到竇太后的嚴厲摧折。元年夏，漢武帝任魏其侯竇嬰為丞相，武安侯田蚡為太尉。竇、田傾向儒學，推薦儒生趙絡為御史大夫、王臧為郎中令。趙、王二人是詩學大師申培的弟子，建議立明堂以朝諸侯，用「束帛加壁，安車蒲輪」的特殊禮遇將申培從山東接來，商議明堂禮制。趙綰一時得意，竟要漢武帝不再奏事太皇太后，以便推行儒術。結果竇太后大怒，私下調查出趙綰、王臧貪污事實，責問漢武帝，武帝將二人下獄，迫令自殺謝罪。竇嬰田蚡亦免職反省。申公以老疾為由，旋歸故里，明堂之事不了了之。整個建元時期，儒學都受壓抑，在艱難中掙扎。直到竇太后亡故之後，儒學才真正迎來了復甦的春天。董仲舒也才應時而出，適時地喊出了「罷黜百家，表彰六經」這一長期鬱積的心聲。
建元六年（前一三五年）五月，竇太后死，黃老之學的最後一個頑固堡壘消失了。六月，武安侯田蚡復出為丞相，堅冰已經打破，阻礙已經消除。司馬遷說：「及竇太后崩，武侯田蚡為丞相，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，延文學儒者數百人，而公孫弘以《春秋》，白衣為天子三公，封平津侯。天下學士靡然向風矣。」儒學的真正復興和走俏是在竇太后崩後，而為儒學的走紅作好理論準備和輿論準備的，則是次年董仲舒的賢良對策。如果以竇太后薨作為漢代學術崇尚的轉折點，那麼董仲舒的對策無疑就是儒運宏昌的開端。元光元年（前一三四年），漢武帝又令郡國舉孝廉，策賢良，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。漢武帝連問三策，董仲舒亦連答三章，其中心議題是天人關係問題，史稱《天人三策》（或稱《賢良對策》），後被班固全文收在《漢書•董仲舒傳》之中。第一策主要是「天命」和「性情」問題。漢武帝問：「三代受命，其符安在？」；「災異之變，何緣而起？」；「性命之情，為何有善惡良莠之分？當務之急，何修何飭，才能使百姓和樂，祥瑞普降呢？」董仲舒正告說：有天命存在，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：天人相與之際，甚可畏也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，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；不知自省，又出怪異以驚懼之；尚不知變，而傷敗乃至。天人之間的關係是十分微妙，國家政治有失，天就出現災害來譴責他；如不知道自我反省，又出怪異現象來警告他；如果還不知悔改，天才改變成命，使其喪邦失國。這就是「天人感應」，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，互相影響。他說王者將王天下，天必出現一種非人力所能引起的徵兆，此即「受命之符」。如果「天下之民同心歸之，若歸父母，故天瑞應誠而至」。《尚書》記載，周之文武將興，兵渡盟津，白魚躍入王舟；有火覆蓋在王屋上，又忽然流動，變成了紅羽烏鴉，這就是三代受命之符。祥瑞不是憑空產生的，它是對美德的報答，是王者世世代代「積善累德」的效驗。孔子說「德不孤，必有鄰」就是這個道理。那麼災異又是怎樣產生的呢？他認為這是「廢德教而任刑罰」的結果。刑罰不中就生邪氣，邪氣積於下，怨氣聚於上，上下不和，陰陽之氣就不會協調，陰陽失調就產生妖孽，於是災異就出現了。天瑞與災異雖是天的旨意，但都是根據帝王的所作所為作出的應答。
對於人性善惡問題，董仲舒說：「命者天之令也，性者生之質也，惰者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壽或仁或鄙，陶冶而成之，不能粹美，有治亂之所生，故不齊也。」意思就是說：「命是上天的指令，性是生命的本質屬性，情是人的欲望情感。人的性情有仁與不仁，壽命有長有短，都是造物者（陶冶）和社會環境（治亂）作用的結果。天命無法改變，而社會環境卻可以改良。」孔子說：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必偃（向風而倒）。」因此，堯舜行德政其民就仁厚長壽，桀紂行暴政其民就貪鄙夭折。可見人民的好壞善惡全在你皇帝老兒的所作所為了。「上之化下，下之從上，猶泥之在鈞，唯甄（塑造）者之所為；猶金之在熔（熔爐），唯冶（鑄造）者之所鑄。」當務之急該怎麼辦呢？董仲舒提出「法天」、「正始」、「教化」、「更化」四策。法天的原理本之《春秋》。他說，稽考《春秋》之文，求王道的端緒，找到一個「正」字。《春秋》開篇即說「春王正月」，正字排在王字之後，王字又排在春字之後，春是天體運行方式，正是王的行動方式，這個排列順序表達的意思就是：王者「上承天之所為（天道），而下正其所為（人事）」。
那麼王者要有所為就當求之于天道了。天道是什麼？他說：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為德，陰為刑；刑主殺而德主生。是故陽常居大夏，而以生育養長為事；陰常居大冬，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道有陰陽，人間有德刑。天以陽氣為主，以生養為德；人亦應以德政為生，以生成為意。可是「今廢先王德教之官，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，毋乃任刑之意與？」即施虐政於天下，而望德教遍于四海，豈不是南轅北轍嗎？正始之意亦發自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第一篇是「魯隱公元年」，為何謂一為元呢？他說：「一者萬物之所始也，元者辭之所謂大也。謂一為元者，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」《老子》說：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」可見一是萬物的根基，是本，是始。元，為首，為大。稱一為元，即是說要重視開始，端正根本。政治之本在百官，百官之本在朝廷，朝廷之本在君主，君主之本在宸衷，「故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萬民，正萬民以正四方（四裔）。」天下正與不正，就視你君心正與不正。天下四方都正了，沒有邪氣干擾於天地之間，陰陽調和，風雨得時，五穀豐登，民生幸福，四海來賓，若此，福物祥瑞，莫不畢至。正始是統治者自正，教化則是正民。董仲舒認為當時「美祥莫至」的另一原因是「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」。他說：「夫萬民之從利也，如水之走下，不以教化堤防之，不能止也。」老百姓都是追逐物質利益的，不用教化為堤防就會有作奸犯科之事發生，因此帝王臨馭天下，「莫不以教化為大務」。他建議漢武帝：「立大學以教于國，設庫序以化於邑，漸（浸潤）民以仁，摩（砥礪）民以誼（義），節民以禮。」
自古以來，凡是「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」，都是由於「教化行而習俗美也」。更化，講革除積弊，改弦更張。聖人繼亂世，應當乾淨徹底地掃除其殘風餘孽，萬象更新，然後再修明教化來美化風紀。可是秦承晚周之敝，非但不改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秦始皇反對習儒雅，禁止民間扶藏詩書，拋棄禮義，盡滅先王之道，獨斷專橫，是「以亂濟亂，大敗天下之民」，所以得天下才十五年便滅亡了。漢承秦制，無所更改，「其遺毒餘烈，至今未滅」，使習俗鄙薄醜惡，人民卑劣囂頑，好勇鬥狠，欺上惘下，低級下流到了極點。於是「法出而奸生，令下而詐起」，惡習不除，有新的法令必有新的奸詐。正如「以湯止沸，抱薪救火」，法令再多也無濟於事。
孔子說：「朽木不可雕也，糞土之牆不可汙（粉飾）也。」現在漢承秦之敝，正如朽木糞牆，不加革除，終不可救。他比喻說：「琴瑟不調，甚者必解而更張之，乃可鼓也。」同理，「為政而不行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，乃可理也。」漢家得天下以來，常欲善治卻得不到善治，其原因就是「當更化而不更化」所致。臨淵羡魚，不如退而結網；臨政願治，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的內容就是勵行「仁義禮智信」正常之道，五者修飭，故受天之佑，享鬼神之福。一句話，就是要革除亡秦以法為治的惡政，改變漢初因循守舊的惰習，力行儒家仁義禮智，積極有為的政治風化。
…………〈待續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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