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貞觀政要》－一貫道盤萬八年

《貞觀政要》

《貞觀政要》是一部政論性的史書。這部書以記言為主，所記基本上是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臣下魏徵、王珪、房玄齡、杜如晦等人關於施政問題的對話以及一些大臣的諫議和勸諫奏疏。此外也記載了一些政治與經濟上的重大措施。唐太宗李世民，在位二十三年（公元六二六年至六四九年），年號「貞觀」，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為的皇帝。他的治績，被歷代史家稱頌為「貞觀之治」。《貞觀政要》雖記載史實，但不按時間順序組織全書，而是從總結唐太宗治國施政經驗，告誡當今皇上的意圖出發，將君臣問答、奏書、方略等珍貴資料，按照為君之道、任賢納諫、君臣鑒誡、教誡太子、道德倫理、正身修德、崇尚儒術、固本寬刑、征伐安邊、善始慎終等一系列專題內容歸類排列，使這部著作既有史實，又有很強的政論色彩，是唐太宗貞觀之治的歷史記錄，又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民的政治觀點和成功的施政經驗。這部書是對中國史學史上，古老記言體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創作出來的，是一部獨具特色，對後人富有啟發的歷史著作。《貞觀政要》是著名的貞觀之治的翔實記錄，吳兢撰此書，是為「垂世立教」，「義在懲勸」，它成為後人批評腐敗政治的武器和清明政治的藍本。

《貞觀政要》，全書共十卷四十篇，基本上是以卷分類，分別輯錄了貞觀年間唐太宗李世民與魏徵、房玄齡、杜如晦等大臣的問答，大臣的諍議和奏疏，以及政治上的設施等。它和《舊唐書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資治通鑒》等有關貞觀政事的記載相比，較為詳細，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、魏徵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資料。書中提出了「君依于國，國依於民」的重民思想，務實求治、與民休息、重視農業、發展生產的施政方針，「愛之如一」較為持平的民族政策，用人惟賢的主張，廣開言路的開明措施，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，仁德先行、省刑慎罰的統治策略，以及儉約慎行、善始慎終的人格要求。它是中國開明封建統治的戰略和策略、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。

第一卷有《君道》、《政體》兩篇，記載李唐政權建立後，李世民和魏徵等人討論如何汲取歷史教訓，勵精圖治，鞏固政權的思想和史實。他們鑒於隋二世而亡的教訓，提出「君依于國，國依於民」的重民思想，制定偃革興文，布德施惠，居安思危，務實求治的施政方針，由天下大亂達到了天下大治，這是全書的核心內容。《君道》篇列全書首卷之首，基本內容講為君之道，也可看作全書的總綱。認為有道明君治理國家就能安定興盛，無道昏君統治天下則必動亂危亡。「社稷安危，國家治亂，在於一人而已」。「有道明君」的典型是唐太宗，「無道昏君」的代表是隋煬帝。書中主要從三個方面討論為君之道的教訓：一是把握創業與守成的關係。創業歷險，固然艱難，但創業後要居安思危，安而能懼，這對於君臨天下的帝王來說，守業豈不更難？二是正確處理君民關係。明君常思古訓：「君，舟也；民，水也。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。」為君不能「竭澤而漁」，逼使百姓起來造反。三是正確對待君臣關係。君如頭腦，臣如四肢，要密切配合，皇帝應聽取臣下意見，兼聽則明，且要誘導臣下敢於諫諍，以避免決策錯誤。第二卷有《求諫》、《納諫》等三篇，記錄唐初君臣虛己外求、從諫如流的盛況，反映了唐初統治集團內部能夠發表和聽取不同意見，君主比較開明，君臣關係比較和諧的事實。第三卷有《擇官》等三篇，記錄了唐初「用人唯賢才」，知人善用，重視地方官人選等情況，提出了官不在多，寧缺勿濫的思想。第四卷有《教誡太子諸王》等四篇，記錄了李世民等人教育太子諸王遵守法度，尊敬師長，知稼穡之艱難，愛護民力的言論和事蹟。第五卷的《仁義》等五篇和第七卷的《崇儒學》等三篇，反映了唐初統治者尊崇儒學，重視道德教化，主張省刑慎罰，以仁義治天下的思想。第六卷有《儉約》、《奢縱》等九篇，記錄李世民等人節己順民，儉約慎行，反對鋪張浪費的言行。第八卷有《務農》等五篇，記錄唐初統治者重視農桑、輕徭薄賦、與民休息、發展生產的言論和措施。第九卷有《征伐》、《安邊》二篇，記載唐初禦邊的武功和安邊之策，以及對屢犯邊境的各少數民族採取恩威並施、以德懷人的民族懷柔政策。第十卷有《慎終》等四篇，反映李世民和魏徵等人注意防微杜漸，力求善始慎終的思想與事蹟。

《貞觀政要》全書十卷四十篇，八萬餘言，作者是唐代史學家吳兢。吳兢，唐汴州浚儀（今河南開封）人，出生于唐高宗總章三年（六七零年），病逝于唐玄宗天寶八年（七四九年）。吳兢年輕時就立志從事史學事業，武則天時，經友人推薦，開始擔任史官。吳兢具有忠於歷史的赤誠，當時武三思領導修撰國史，武三思等人以朋黨為界限，記事不實。吳兢憤而私撰《唐書》、《唐春秋》，意欲為後人留下信史。唐中宗時，他任右補闕，與劉知幾等人共修《則天實錄》。書成後，轉任起居郎，又遷水部郎中。開元初，自請繼續修史，得准與劉知幾撰《睿宗實錄》，並重修《則天實錄》。劉知幾去世後，張說為相，見到書中記載張易之誘他誣陷魏元忠之事，感到不安。故意對吳兢說：「劉五（知幾）修實錄，記魏齊公事，殊不相饒假，與說毒手。」吳兢從容回答說：「是兢書之，非劉公修述，草本猶在。其人已亡，不可誣枉於幽魂，令相公有怪耳。」張說幾次請求刪改，他都斷然拒絕，凜然回答：「若取人情，何名為直筆。」（以上引文均見《唐會要•史館雜錄》）吳兢的高風亮節，得到時人讚歎，人們稱譽他是當世董狐。他任史職三十餘年，編纂唐國史六十五卷。唐玄宗開元十七年（七二九年）以後調離史職，先後任荊州司馬，台、洪、饒、蘄四州刺史，相州長史、鄴郡太守、恒王師傅等職。七十歲以後，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雜，撰寫梁、齊、周史各十卷，陳史五卷，隋史二十卷。他的一生是為史學事業勤奮勞作的一生，他的高尚風範成為後世史家學習的榜樣。《貞觀政要》寫作於開元、天寶之際。當時的社會仍呈現著興旺的景象，但社會危機已露端倪，政治上頗為敏感的吳兢已感受到衰頹的趨勢。為了保證唐皇朝的長治久安，他深感有必要總結唐太宗君臣相得、勵精圖治的成功經驗，為當時的帝王樹立起施政的楷模。《貞觀政要》正是基於這樣一個政治目的而寫成的，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國安民的重大參考價值，而得到歷代的珍視。

書中所記述的封建政治問題是全面而詳備的；吳兢把君主作為封建政權的關鍵，他在開卷的第一篇《君道》中，首先探討了為君之道。他列舉唐太宗的言論說明：要想當好君主，必先安定百姓，要想安定天下，必須先正自身。把安民與修養自身當作為君的兩個要素，對於君主的個人修養，他以唐太宗為例，說明「清心寡欲」和「虛心納諫」是相當重要的。做到這兩點，是唐太宗成功的關鍵，從歷代統治者的施政實踐上看，這兩條對於政權安危具有普遍意義。在書中，吳兢還重點記述了人才使用問題。書中介紹了唐太宗知人善任、任人唯賢的事蹟。唐太宗對用人有較深刻的認識，他一再強調「為政之要，唯在得人。」（《貞觀政要•崇儒》）對於人才，他提出了必須具有高尚品德，能夠克己恭儉，正直廉潔等要求。為此，他不但採取了一系列選拔人才的措施，而且非常重視對官員的考核和賞罰。通過唐太宗的努力，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壇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大批人才的出現，也在鞏固封建政權，組織民眾生產，安定民眾生活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。正是君明臣賢，上下一心，才促成了貞觀之治的出現。吳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徵的觀點：「大廈雲構，非一木之枝；帝王之功，非一士之略。」（見《隋書‧卷六六》）知賢用賢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視的問題，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實踐，為此提供了一個成功的佐證。《貞觀政要》對此的記述，則把這一問題的討論引向了深入。

吳兢在書中還對太宗朝的大政方針進行了歸納和概述，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、崇尚儒學、加強禮治、執法寬弛、休養生息、安定民眾，採取懷柔政策，安撫周邊少數民族等等。農業是安定民心、治理國家的根本，這是歷代有識統治者的共識，但真正能抓住這一環節不放，取得實際效果的，卻不多見。唐太宗也非常重視農業生產。他說：「凡事皆須務本。國以人為本，人以衣食為本，凡營衣食，以不失時為本。夫不失時者，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，若兵戈屢動，土木不息，而欲不奪農時，其可得乎？」（《貞觀政要•務農》）這個說法比之前代政論家的言論，應該說沒有太多新意。但作為一個執政者本身，有了這個認識，又能把它貫徹到自己的政策方針中去，其作用就難以估量了。唐太宗在兵戈擾攘之後，把自己的簡靜無為，推廣為對天下民眾實行輕徭薄賦、休養生息的政策，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。貞觀後期天下豐足，可以上比漢初的文景盛況。對此，歷代統治者都心往神追，可通過努力把它變為現實，卻是相當大的難題，《貞觀政要》對此的記述，很有理論指導意義。

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，對於如何保持長治久安，使李家天下穩如磐石是非常關心的。他看得非常明白：「前代撥亂創業之主，生長民間，皆識達情偽，罕至於敗亡。逮乎繼世守文之君，生而富貴，不知疾苦，動至夷滅。」（《貞觀政要•君臣鑒戒》）有鑒於此，他對於皇位繼承人的選擇、教育，頗費了一番苦心。雖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後歸於失敗：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驕奢淫逸被廢，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無能，沒能很好繼承他的事業。但他慮及身後，嚴教子弟的作法，顯示出他的政治遠見，對於封建帝王來說，他的作法值得學習。吳兢特立《太子諸王定分》、《教戒太子諸王》等篇，對此進行記述，說明他也認為這是關係國家安危的重大問題。《貞觀政要》中，也反映了吳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極東西。如書中第五卷羅列了關於封建倫理道德的一些說教；第六卷中又列舉了許多關於修身養性的議論。這固然是希望統治者能夠正身修德，作出表率，但也表明吳兢對封建倫理的重視和虔誠。

《貞觀政要》，記錄唐初貞觀年間君臣討論政治得失的重要政論史籍。唐中期史官吳兢撰，成書于唐玄宗開元初年。元代戈直採錄柳芳、歐陽修、司馬光等人議論，附注於下，稱為「集論」。流傳下來的版本不多。《貞觀政要》現存最早刻本是明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刻本。元代戈直集各古本，加以校釋，是為戈本，流傳至今。《貞觀政要》一書的價值，除了在於它所反映的唐太宗「貞觀之治」，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為研究唐初歷史提供許多寶貴的資料以外，不論是唐太宗兼德則明、從善如流的態度，還是以魏徵為首的直言諫諍精神，都足以作為今日朝野關係的模板、建設國家的圭臬。